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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四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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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忠魂倚鹤飞天去,精神不随照后人——  

2017-04-04 19:34:2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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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每次给父亲祭奠时,我都不相信父亲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,他慈祥的面孔,他的音容笑貌时时在我的面前闪现,这样一位亲人怎么会离我们而去了呢?可这是事实,不相信也得相信。今天这不就又到了父亲的坟前了吗:前面半山腰,茂密的丛林里那座坟堆就是父亲的,并且是我们弟兄几个和妹夫在父亲病重时,亲手给父亲修建的,就连墓地选址也是父亲病重时请了先生一同上去看对的。墓葬修建的十分漂亮(光水泥就用去了两顿多,石料和砖用去了十多车,白灰用了一车)。记得落成那天还满足了父亲的要求,用车将父亲接上山来,让他里外亲眼看了看。当时父亲很满意,只是我看出了父亲眼里的忧伤和无奈。到今年年底父亲离开我们快10年了,正应了古人那句话:人活着不数日子,死了就数起日子了。

         眼尖的四弟喊了一声:“是谁又赶在咱们前面,来给大大(爸爸)上了坟了?!”我们循声望去:坟堆前面的石板(这是我们在建造完工后,专门从石材厂拉的一块大石板,当作石桌,一是为了摆放供品;二是为了将来老人在与他的朋友们下象棋时用的)上多了好些祭品和一束还在燃烧的香火。我们都明白了,这又是镇上的人们默默无闻的来给父亲上的坟。

        记得父亲出殡那天:有好多人,我们都不认识,他们拿着纸和花圈,在我父亲的灵前,烧完纸,叩拜完毕,连家都不进就要走。我们拉人家进屋赴宴,人家咋也不肯,只说了一句:“我们是来送老人的!只是尽我们的一点心意,来给老人点张纸的,我们不给你们添麻烦!”转身就走了。

        记得那天下午,太阳已偏西,北方数三九的严冬,特别寒冷。灵车徐徐行进在镇中央的大街上,不大的一个小镇,几百人顶着刺骨的寒风,眼含热泪,矗立于马路两旁,象失去自己的亲人一样,目送着灵车缓缓驶来。有的人嘴里还念叨着:“大好人啊,你咋就走了呢?” .....灵车已经远去,两旁的人们还是不肯离去.....

        父亲,一个平凡的人,怎么有这么多人为他流泪、痛惜?!

       我从记事起我父亲就在我们老家那个大队当支书,那里的社员们因为有我父亲当支书,几乎没有过分的挨过饿。那时我还小,但从大人们的口中我了解到了一些事情:父亲心眼好,怕社员们饿着,就把每人应分的半亩自留地,加大了丈量标尺,实际每人分到了八、九分地,社员们也就能多打点儿粮食(我们那儿地多人少,公社也不来丈量)。再是秋天生产队的场院里收下粮食后除了交够了公粮(任务粮)和交一部分爱国粮(任务外的),再就是每人分360斤口粮(360斤粮包括薯类折算、再加连谷皮的粗粮,一般人家是根本不够吃的),其余的入库留作来年的籽种粮和生产队库存余粮(库存余粮是作来年粮食不够吃的困难户借粮准备的。这余粮是生产队打的粮多了才有,如果打少了,生产队是留不下余粮的)了。父亲看到粮食除去一切归属外,还余不少,就叫队长把秕糠掺和到粮食堆里,按‘沙粮’分给了社员“喂鸡子”了。其实社员们分回去,稍作处理就又成了好粮食了。还有的是父亲故意找借口:借‘防霜冻’的借口,提早收割了几十亩玉米,分给了社员们吃棒子了。我记得每家每户分得的玉米棒子能吃上好长一段时间的,那时的玉米棒子很甜也很可口,可能是施农家肥的缘故。再就是土豆收得多,入完库存,其余的堆放在地里,用柴草盖着,等天冷了,表面故意让它被冻坏一层,这样就能找借口按坏土豆全分发给社员了。时间长了,因为父亲老这样搞,他的事被队里的‘积极分子’告了状,在全公社作了检讨。检讨归检讨,过后父亲照样给社员多分,多留。记得有一次一个生产队的队长,余下几千斤麦子想分给社员,来请示父亲,让父亲“骂”了一顿:“你咋就这样死心眼哩?你不会找点发霉的,拿到公社请示一下!”队长心神领会笑笑走了。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,那年头“偷分、私分粮食”那是要判刑的,父亲当时为了社员能吃饱,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!

        蔬菜不算粮食数内,肉类也不算粮食数内。父亲就不顾“以粮为纲”的高压政策,私下号召:各生产队建菜园子和养羊。记得我们每天上学路过菜园子,园里种着的白菜、青菜、韭菜、菠菜、水萝卜、黄瓜、西红柿、圆白菜、胡萝卜、尖辣椒等,实在好看。我们小孩也免不了顺手牵羊,摘几个西红柿或几条黄瓜解馋。看园子的爷爷一般不管我们孩子们吃点儿蔬菜,有时老爷爷他还主动给我们摘。我们小时候最高兴的也是我们最犯愁的,就是我们从地里往回运西瓜和南瓜。那一分几百斤,我们幼小的身体,实在累得要命。我们人人家里不光能吃到蔬菜,还有大队林场分的水果,再加上生产队还隔三差五地分肉吃,社员们的生活基本是其乐融融的。也怪不得邻村的姑娘们非常乐意嫁到我们村。

        那时候,山区都没有电,没有收音机,广播喇叭就更不用说了。但我们村的文化生活搞得特别火:有小剧团、秧歌队。一到农闲时村里能人们组织的小剧团就热闹了,几乎每天排练节目和演出节目。“害的”邻村十里八村的人们太阳一落山就赶来看戏了。最乱的就是我们家:有来烤火的、有来喝水的、有来串门的,有来借衣服的……。专为来吃饭的比较少,一般是我父母硬拉人家在下吃的。记得有一次邻村的一位地主老爷爷领着孙女来看戏,不敢进我们家,也不敢进别人家,衣服也穿得很单薄,爷孙俩在我们家门外冻得筛筛发抖,被父亲撞见,硬是拉进家给吃了饭,还在出门时给他们披上了皮袄。就因为那次我和大哥的皮袄让父亲给地主老爷爷和他的孙女穿走了,我们没有衣服看戏了,我小,就哭了。结果被父亲狠狠地教训了我们俩一顿:“咋连一点儿同情心也没有?他们路途远,穿的又单薄,冻坏咋办?你们记住了,不管到了任何时候,永远不能看不起穷人!当你饿昏或病倒在路边的时候,也许救起你的正是那些要饭的人!”父亲的话至今还在我们耳边响起。也许我们今天菩萨般的心肠,正是从父母那儿学来的。

        村里小剧团搞得红红火火,至今小剧团里唱的:《卖菜》、《王成卖碗》、《侯三偷桃》、《借冠子》等剧目里面的台词我还能唱上几句:“太阳出来满山山红,挑上担子我出家门……”、“哎、哎,姓刘的、姓刘的,冠子来的不容易,不容易……”

         文化生活的丰富可能与父亲的爱好有关,我记得父亲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心灵手巧,样样能干。谁家需用画墙围子(农村炕上围墙的一种油画,上面画着山水、人物、动物、古典故事……)、谁家要盖房子、谁家的果树要嫁接、谁生病了、谁家有婚丧嫁娶、剪纸扎花……都来找他。这不,不管工作有多忙,几乎每天排练节目都离不开他,小剧团里除了那盏煤气灯和铜制乐器是他从人家县剧团要的外,其余乐器都是他亲手制作的。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车子灯、旱船和秧歌队的全部行头几乎都是他制作的。我不行,可能没有完全遗传了父亲的基因,至今连二胡不会拉,笛子也不会吹,就会擂个扭《秧歌舞》的大鼓。

         说来也怪,由于我们村文化生活搞得好,村里人与人都很和睦,互助互爱,尊老爱幼。小剧团也多次在县里的文艺汇演中,争得第一。小剧团一出名,也就经常被公社和外村请去演出。你看小剧团里的年轻人个个扬眉吐气,生气十足。被外村请去好吃好喝不说,最有趣的是,肖贵全从五台夭领回个人见人爱的大美女媳妇——翠翠。

        不知咋的,父亲好像很有远见,在周村都没有小学的时候,他就软磨硬泡学区,破格在我们村建立了个耕读学校。邻村的娃娃们都有学上了,起码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们当睁眼瞎了。

        后来文革开始了,阶级斗争一天比一天喊得凶。起初,最先遭殃的是地主、富农和右派。我们大队也有几个地主、富农,右派就是学校的老师夫妇,(四川人)。上面造反派三令五申地来催‘开批斗大会’,同时还让抄这些人的家。父亲连他自己的思想也转不过弯来,哪能主动批斗他们。那知他心里早有了打算:采取“拖”、“瞒”的策略,表面上满口答应:“是,是,是;好,好,好;马上对他们进行专政。”其实,等上面的来人一走,就给本大队的纠察队开会:“咱们村的地主也好,富农也好,他们只不过是在土改前生活拮据,多置办了几亩地而已。他们没有剥削过任何人,也没有办过任何坏事。他们还在遭灾的年份,无偿地把粮食借给穷人。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解放前多次支援过咱们的八路军游击队(贺龙手下的祁宝山领导的“马头山——蛮罕山”八路军游击队)。再是,学校的那两个老师,他们是多好的人啊!他们右派当得很冤:只是在学生时期说了几句心直口快的话,就成了右派。远隔千里,被下放到咱们边疆已经是对人家的最大的惩罚了,还给人家伤口上撒盐?说是什么也不能!人家教咱们的孩子多认真负责,就连远路的学生他们还要接送,我们不能做昧良心的事。”紧接着做了周密的安排:分头去了被专政的对象家,做好了一切。等公社革委会督察组来了之后,带领纠察队、红专队进去砸烂的和抄出来的只是些破盆烂罐子,还有些旧报纸、旧画。还给公社革委会督察组留下了一个“这里的地、富、右太穷了”的影响。

         最有意思的是必须举行的那次批斗大会:父亲专选了一个下雨天,结果被批斗人在台上,身上干干的;社员们早跑走躲雨去了,批斗会眼看开不成了。这时雨越下越大,造反派和督察员也要躲雨去,这时,“最可气” 的是父亲不让他们走,念起了毛主席语录:“‘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。’的精神,一定要把这次批斗大会圆满地开下去!”结果把那些造反派和督察员淋成了个落汤鸡。最终批斗会也没开上10分钟,就散伙了。

         经过这次批斗大会狠狠地整治了公社革委会成员之后,那些督察队员和红专队员再也不敢来二十三号大队了。也就是这次的被整治,他们对父亲“记恨”了。紧接着在后来父亲给学校的右派老师走后门从买了70斤红辣椒(四川人吃饭离不开这个)和生产队每次也给他们分羊肉、蔬菜等,加上在‘破四旧’时,父亲保护了古建筑和文物(庙宇、神像)的事,被红卫兵揭发之了,父亲因罪上加罪被革职了。

        父亲被革职后,那个代书记无能得很,加上社员群众强烈要求父亲再回来当支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,在被革职不到半年的时间,父亲又恢复了原职。群众的结论是:“霍明贵在二十三号大队当支书,是全大队贫下中农的福气,也是地主、富农、右派的福气(这话是人们私下悄悄说的)”这话确实也不假,他对待每一个老百姓都和对待家人一样热情。

         记得六九年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期,我们大队也来了些知识青年,他们是从天津塘沽来的。知青们来到了我们大队,根本就不用他们参加劳动。他们几乎一年在家住大半年,来了也像游览大自然美景似得,玩新鲜了。队里包一切吃住,还派专人做饭,还隔三差五地给他们改善生活:让生产队杀了羊、大队挤出钱给他们买鸡吃、还派人赶上马车去50里外的岱海渔场给他们买回鱼(当时的鱼最便宜,八分钱一斤,野生的,非常好吃)。憋闷了,也可能是因为体内青舂期荷尔蒙躁动的因素,他们就狂串知青点。有人质疑:“他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,不是来做公子、小姐的,也得让他们劳动吧。”我父亲说:他们才十四五岁、十六七岁,最大的也不超过20岁,还都是些孩子,他们从小生活在大城市,见都没见过庄稼活,让他们干啥?他们又能干啥?能来到咱们这山沟就不错了。你们谁家没有孩子?人心都是肉长的,别瞎涟涟了。于是知青们就成了留来暂往的‘游客’。参加劳动也就成了他们的娱乐,但每年在他们的评审表格内填的都是“全勤”和“政治素质高,劳动表现积极,能很好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

         文革中期,农业学大寨运动进入高潮,我们公社的修梯田、打机井、拦河筑坝造田运动也进入高潮,每个大队也都给进派了蹲点的干部和工作组。父亲明知道这是胡闹也不敢说,明知道这是劳民伤财、是在折腾受苦人,也不能抵触,只是心里暗暗地为老百姓想辙。后来在我们大队修得又快又好的梯田中,可能就是父亲为了老百姓想的又省工,又省力的辙:原本我们山区的耕地早已是古人造好的梯田了,他们就再在原有梯田的基础上,将田埂上的草皮铲掉,露出新茬;再将铲下的草皮铺在地里当肥料,然后再把田埂整理好,这样就成了新建的标准的大寨式的梯田了。既省工又产粮,一举两得。远远看去,我们大队满山坡的梯田,整整齐齐,跟山西大寨大队没什么两样。这样,我们大队在造梯田这一项上就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不说,也使得我们大队的梯田面积和质量成了全县的榜首。在我们大队蹲点的和工作组也心花怒放。当然了,这也是在给他们脸上贴金,他们也就对父亲的“实干家巧干”的行为心照不宣。紧接着,参观团、现场会一拨接一拨,父亲也在为了人民群众利益的前提下,歪打正着也被评为“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”。

        父亲的腰扭伤,天一凉,稍不注意,或用力不妥,腰就疼,就是在那一年检查知青点房子时,落下的的老毛病:那是在一九七三年的夏天的一天午后,天上突然乌云滚滚,电闪雷鸣,狂风大作。父亲一看天要下大雨,他不顾家人的劝阻,从洪福庄到二十三号冒雨一口气跑了四华里,跑到了大队所在地的知青点查看房屋……。在往回赶的时候,已是黄昏,几乎看不清道,山区的河沟路本来就难走,加上天黑,父亲深一脚,浅一脚,跌跌拌拌走着。正当行进在半道上的时候,迎面的河沟里冲下了波涛汹涌的山洪!父亲一看就傻眼了,山洪已经到了跟前。两边是悬崖峭壁,加上天黑,人很难攀爬上去。如果再往回跑,山洪的流速要比人跑的速度快得多,根本跑不掉的。怎么办?!出于求生的本能,父亲不顾一切,选择了一面崖壁拼命地往上攀爬,还好父亲正抓住了几颗草,一跃又抓住了稍上一点的小树苗,虽然爬上了一米多,随后汹涌的山洪水面紧跟着淹过了父亲的鞋底……,被洪水冲刷的土崖,成块成块地掉到水里,被土块溅起的缕缕水柱伴随着怒吼的洪涛声,泼打在父亲的小腿上,冰凉的感觉传到后背,与父亲受惊吓,后背同时感觉出的凉气交融在了一起!危急的险境不容父亲多想,继续往上攀爬。可是崖壁越往上越陡,干脆就是90都,距崖顶还有六、七米,怎么办?这时被洪水冲刷掏空的崖底,逐渐的在加深,险情越来越大!没有别的选择,只有用手抠土,插斜上挖,在崖壁未坍塌之前,必须马上到达崖顶……还好,雨后的崖土比较松软,用手刨得动……

        当父亲赶回到家时,已成了一个泥人,双手血肉模糊,脚上也没鞋了。在人们问及他是怎么爬上了六、七米悬崖时,他也记不清了,人么也难以想象当时那可怕的情景!只能用:老天爷也不愿意将一个大好人从人间夺走,人们需要他!我只记得父亲遭了这次劫难,在家整整躺了半月,病好了后,就留下了腰疼的后遗症。

        几年后,知青们要回城了。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,临返城前,父亲都给他们入了党,还给他们带上路费、土特产。我记得,知情们返城走时,被感动的知青男女泪流满面,抱着我父亲哭着:大叔,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!回去一定给您写信,报平安。还有的说:我们回去安顿下来,就写信邀请您去天津玩玩!

         知青们回去了,一去不复返了,竟然连一封信都不来!害得父亲每当邮递员一来就问:有没有知青们的来信?当邮递员回答说:没有。父亲就失望地自言自语道:这些孩子们不知回去了没有?.......

有时念叨的烦了,就让妈妈呛一句:火车一天就到了!半个月了,人家能没回去?父亲只好“唉”一声,抽烟去了。

       到年底了,我发现父亲还在念叨:这些娃娃们回去后,安排上工作了没有?......

      又有一次我也生气了,顶撞了父亲一句:人家连半封信都不给您写,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,您还老惦记他们干啥?父亲长叹了一声,再也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起过他们。

        时间过去一年后,父亲就被调到了天成公社加工厂当了书记。碰巧第二年他们厂要去天津拖拉机厂买拖拉机,在购买完拖拉机的空当,父亲就赶到了塘沽区。结果害的父亲白白跑了一趟不说,还问遍了大街小巷。差点儿累死,结果连这些知青们的影子也没有找到,原来他们给留的地址全都不符。

        前年父亲来呼市看病,一天夜里,父亲从半昏迷状态中醒来,突然问我:忠儿,你没有那些知识青年的消息吧?我说:没有,已经快30年了,人家也早忘了。父亲说:不会的,这事他们谁也不会忘的。

        父亲于2006年12月21日去世了,享年73岁。最使人们接受不了的是他在生病之前,很硬强,干农活还顶的上一个年轻人。记得就在2006年五一节,我回老家,跟父亲种院地的半亩玉米,我根本干不过他。父亲走了,临走时,还不忘那些知青……

       我还影影绰绰记得起他们个别人的名字:王爱茹、刘珍兰、郑道生、刘兴华……

今天,善良的人们,还不忘父亲的好处。就连放牛的人们,每当赶着牛群路过父亲的坟堆时,不忘给父亲点燃一支香烟,供在坟头。

        他永远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。为党辛勤地工作了一辈子,从来没有拿过公家一分钱,也没为儿女们谋过半点儿利益。为儿女们留下的只是:“见了公家的东西再好也不能拿,再穷也不能拿公家一分钱。一个人守住一个好名声不容易,毁掉一个好名声容易得很。”因此,在我们姊妹们当中,没有一个进过监狱的,但也没有一个发财的。个个都是孬包软蛋,用现在的话讲,没一个成气候的。比起人家现在的官员们,给儿女一留财产就是成百上千万,房屋几套乃至十几套,豪华车又几辆。我们的父亲留给我们的这些不知算不算财产,也许是被当今官员们笑掉大牙的财产!!!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2015年4月5日(清明节)晚10:43于呼和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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